刚才翻译了Billie Holiday的生平，然后想说明一下，我最爱的Jazz艺人是Stan Getz。相应的我最喜欢的Jazz流派也是Cool Jazz或者Bossa Nova。说到这里，就比较容易想像，我最爱的一首歌，理所当然的是The Girl From Ipanema。

关于Stan Getz和Gilberto夫妇合作的故事，关于The birth of Bossa Nova，似乎已经无需再多说了，1965年，Stan Getz和Joao Gilberto合作由Verve发行了唱片《Getz/Gilberto》，这就是Bossa Nova的风生水起。

然而某种意义上，Bossa Nova的诞生是一个巧合。本来那只是Stan Getz和Joao Gilberto合作的唱片，但是由于Joao Gilberto不懂英语，而他们又想在歌曲中加入一段英语歌词，于是就让Joao Gilberto的妻子Astrud Gilberto加入。正是因为得到了Astrud Gilberto那种轻柔、清亮、骄傲、高贵、一尘不染的声音，Bossa Nova才成了现在的Bossa Nova。Astrud Gilberto成了现在Bossa Nova女声的模板。

不过有些学Astrud Gilberto的人，例如小野丽莎，我是一点也不喜欢，只剩下轻柔了，而没有了那种骨子里的骄傲，成了装模作样。

最好的Bossa Nova女声还是Astrud Gilberto。

前些天，突然想看看Stan Getz演奏时的台风，试着在You Tube上搜索Stan Getz。难以置信，竟然看到了The Girl From Ipanema的MV，没有Joao Gilberto，是Stan Getz和Astrud Gilberto合作的版本。

YouTube上的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KfRgu5wTVsM

MV中有着真正旧时代的风气，穿着连衣裙的淑女们在台下装模作样搔首弄姿地作出赞赏的样子，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只觉得虚假。

然而Astrud Gilberto的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清新亮丽得让人难以呼吸。

她的样子也和她的声音一样，干净，纯真，似笑非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Astrud Gilberto的样子，恰如我所想像的样子。

客观地说，Billie Holiday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女歌手之一，她是第一个真正的Jazz女歌星。不过我不是很喜欢她或者另外一位巨星Louis Amstrong的表演方法，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方法太直接了。我喜欢的是Stan Getz或者Chet Baker那样的表演，或者是Julie London、Nina Simon那样的歌声，再或者是Blue Note的那种调调。但是我心中隐隐觉得，如果不热爱Billie Holiday和Louis Amstrong，就不能认为自己喜欢Jazz。所以当别人问我是否喜欢Jazz的时候，我总是回答得吞吞吐吐。

无论如何，Billie Holiday的生平是非常动人的。她受过很多的苦难，而她本人又非常坚强，所以她的歌声中才会带上那么重的感情色彩。

话虽如此，但是我对Billie Holiday并不是特别了解。那天听她的歌的时候，突然想起去维－基上查了一下她的介绍，看了之后就想要翻译出来。只是相对于我的阅读理解能力来说，我的翻译能力实在很差，只能尽量帮大家在了解Bilie Holiday时节约一点时间。后面还是贴上了维－基上的原文。

我只翻译了传记的部分：

【Update：为了解决GFW内不能访问这个space的问题，我试着缩减文章中可疑的内容。按照Peter的建议，把这篇文章中所有到和维－基相关的链接全部去掉了。】

Billie Holiday(4月7日, 1915 – 7月17日, 1959), 原名Eleanora Fagan，后来也被称为 Lady Day ，她是一个美国歌手，因她的艰难生活和她动情痛心的嗓音而被广为人知。Holiday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好的jazz歌手之一。

目录

• 1 传记
  • 1.1 早年生活
  • 1.2 早期的演艺生涯
  • 1.3 Commodore时期和“奇异果”
  • 1.4 Decca唱片和“Lover Man”
  • 1.5 后期生活
• 2 Voice
• 3 Music samples
• 4 Discography
  • 4.1 Studio recordings
  • 4.2 Live recordings
• 5 References
• 6 External links

传记

早年生活

Holiday的童年非常艰难，这很大程度上地影响了她的整个生活和事业。她的大部分童年都被遮蔽在推测和传说之下，部分传说更是来自于她出版于1956年的自传《唱蓝调的女士》（若昔按：Lady Sings the Blues也是Holiday的一首歌的名字）。这本传记中已经确知有很多不准确的部分。她的艺名来自于一个她仰慕的女演员Billie Dove，和她可能的父亲（好烂的翻译）Clarence Holiday。 在她事业的早期，她把她的姓拼写为“Halliday”，可能是故意和她那粗心大意的父亲有所区分，但最终她还是改回了“Holiday”。

Holiday的祖父是一个维吉尼亚黑奴和一个爱尔兰白人种植园主的17个孩子中的一个（好烂的翻译）。她的母亲Allegedly在费城生下她的时候才刚刚13岁，而且她搬到费城去是为了掩饰她的未婚先孕。在190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Holiday的母亲的出生年份是1896。而当时才16岁的Clarence Holiday（就是她那个可能的父亲）是一个班卓琴手，后来他为Fletcher Henderson演奏过。 （关于Holiday的父系尚有争论，保存在巴尔的摩的一份她的出生证明的复印件中，她的父亲被写为“Frank DeViese”。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异常，可能是由医院或者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填入的，参看Donald Clarke所写的《Billie Holiday: Wishing on the Moon》， ISBN 0-306-81136-7。） 她偶尔见到他的时候（原文就是一个her，我不知道是指Holiday还是Allegedly），她会威胁要告诉他现在的女朋友他已经有个女儿了，以此来勒索一点钱财。

她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的贫民区长大，靠近projects（不解projects是什么意思）。根据她的自传，她的房子是她家那条街上第一个通电的。当她在这里的时候，她的父母结婚了，不过很快就离婚了。她主要由她的母亲和其他亲戚养大。11岁时，她告诉别人她被强奸了。由于这个声明，再加上她经常旷课，结果在1925年，她被送到了一个叫做“好牧羊人之家”的天主教的少年管教所。两年后，她才靠家人的帮助被释放出来。^[1] 由于这些经历的伤痛，Holiday和她的母亲在1928年搬家去了纽约。1929年，Holiday的母亲发现她们的邻居Wilbert Rich正在强奸她的女儿；Rich后来被判入狱三个月。  

早期的演艺生涯

根据Billie Holiday的自传，她曾经在妓院作妓女，最后入狱了不长的时间。30年代早期，在哈莱姆区，她开始在几个夜总会唱歌以换取小费。 传说当时一贫如洗马上就要被赶走的Holiday在一个本地的俱乐部中唱“Body and Soul”的时候，让在场的观众都流下眼泪。她后来在几个俱乐部中工作过以赚取小费，最后于一个哈莱姆区的知名jazz俱乐部Pod's and Jerry's签订了和约。现在已经很难验证她的早期工作经历，按照她的自传中的说法，1933年，当她在一个叫Monette's的本地俱乐部唱歌的时候，她被一个叫John Hammond的星探给发现了。^[2]

Hammond打算让Holiday和Benny Goodman（若昔按：这个Goodman人称摇摆乐之王）合露唱片，并且为她在纽约的几个俱乐部安排了现场表演。1935年，她录制的四首歌，包括“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和“Miss Brown To You”，流行了起来，这极大地推动了她的事业。这帮她得到了一个她自己的录音合同，从1935年到1942年，她所录制的那些母版最终成为了美国早期jazz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她的“Columbia时期”（在她的录音公司之后）（若昔按：我没有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为subsidiary牌号所做的这些录音，包括Okeh，Vocalion和Brunswick，是她一生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唱片工业依然是分裂的，Holiday的很多歌是为自动唱片机录制的。那个时期所谓“最好”的歌是被留给白人歌手的，Holiday并不在被考虑之列。但是，Holiday独特的风格和嗓音迅速吸引了全国音乐家的注意，而她的风靡程度也快速的攀升上去。甚至Peggy Lee，她是一个从40年代早期就开始和Benny Goodman一起录音的歌手，也经常被人说成是在模仿Holiday那种明快性感的风格。

1936年，Holiday开始和Lester Young合作，他帮Holiday起了那个著名的昵称“Lady Day”（Holiday在这个时期称呼Lester Young为“Prez”）。Holiday从1937年开始和Count Basie合作，从1938年开始和Artie Shaw合作。她是最早开始和白人乐队（若昔按：乐队原文是orchestra，就是jazz乐中常见的那种乐队组合形式。）合作的黑人女歌手之一，在当时是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组合。英国的jazz乐历史学者John Chilton的著作《Billie的蓝调（Billie's Blues）》对她的这段时间的生活有很详细的描述。

Commodore时期和“奇异果”

30年代后期，当Holiday为哥伦比亚（Columbia）唱片公司工作的时候，她接触到了一首叫做“奇异果（Strange Fruit）”的歌，这首歌改编自一个布鲁克林区的犹太人教师Abel Meeropol所写诗，这首诗描述了对一个黑人的私刑。Meeropol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用了“Lewis Allen”的艺名。这首诗被谱上了曲子，然后在教师工会的会议上演唱，后来被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夜总会Cafe Society的经理听到，后者把这首歌介绍给了Holiday。1939年，Holiday在Cafe Society演唱了这首歌，她自己也承认很害怕由此而招来报复。Holiday后来说“奇异果”中的意象让她想起了她父亲的死，而这让她坚持演唱这首歌。

她接洽哥伦比亚想要录制这首歌，但是由于歌曲的主题问题，而被哥伦比亚拒绝了。于是在1939年，她安排和Milt Gabler的另一个jazz牌号Commodore来录制这首歌。她为Commodore录制了两季，一季是在1939年，另一季是在1944年。尽管她为Commodore录的歌很少，但是其中包括她最流行的一些歌，包括“Fine And Mellow”，“I Cover The Waterfront”和“Embraceable You”。知识分子们对“奇异果”的评价很高，极为钦佩，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她的大范围流行。“奇异果”的流行也鼓励了Holiday区录制更多这种类型的，有着她典型风格的缓慢动人的情歌。

迪卡（Decca）唱片和Lover Man

Milt Gabler除了拥有Commodore这个牌号外，他也是迪卡（Decca）唱片的A&R人（若昔按：A&R就是帮唱片公司联系歌手的部门），他在1944年为Decca签下了Holiday。她为Decca录制的第一首歌“Lover Man”是由Jimmy Davis，Roger "Ram" Ramirez和Jimmy Sherman专门为她所写的。虽然这首歌的歌词描写了一个从不知道爱情滋味的女人（“I long to try something I never had”），它关于一个女人期盼失去的爱情的主题，还有它反复叠唱的副歌“Lover man, oh, where can you be?”引起了战争时期美国人的共鸣，这成了Holiday最流行的录音。

Holiday为Decca一直录制唱片到1950年，其中有一年她和Louis Armstrong合唱了几首歌（若昔按：我有这张唱片，但不是特别喜欢）。Holiday为Decca的录音和之前Columbia时期的录音有明显的反差。她在Decca的录音都是顶尖品质的，其中的很多歌是由管弦乐队伴奏，而不是一般的jazz组合。这个时期的一些歌成了她的代表作，例如“Don't Explain”，“Good Morning Heartache”。

后期生活

她的个人生活如同她所唱的歌一样坎坷。Holiday承认自40年代起，她开始使用硬毒品。1941年8月25日她和长号手Jimmy Monroe结婚。当她还和Monroe保持着婚姻关系时，她又开始了和提供给她毒品的小号手Joe Guy的关系，成了他不成文的妻子。最终在1947年他和Monroe离婚，而且也和Guy分手了。1947年，她由于毒品交易被捕了，在西维吉尼亚的Alderson联邦女子纠正机构关押了8个月。接着她的New York City Cabaret Card（若昔按：可能是一种表演执照）被吊销了，在之后她的12年生命中，她都无法在那里的俱乐部表演。唯一的例外是在1948年由于得到了John Levy的允许，她得以在Ebony俱乐部表演。

在50年代，滥用毒品、酗酒以及和粗暴男子的滥交导致了Holiday的健康恶化。她的声音变得嘶哑，再也无法传达出从前一样的生气。但是她似乎成了那种苦苦挣扎的典型艺人，她传达出一种甘苦交织的尊贵（好烂的翻译啊）。

1952年3月28日，Holiday和一个叫Louis McKay的黑手党打手结婚了。McKay象她生命中的大部分男人一样，非常粗暴，但也试图让她戒毒。他们的关系一直维持到Holiday去世为止。而同时，Holiday也维持着和Orson Welles的关系。

在Verve（若昔按：一家很棒的jazz唱片公司），她最后的录音和她在Commodore和Decca的录音一样为人们所铭记。从1952年到1959年，Holiday为这个牌号发布了超过100首的新录音，这占了她全部录音的三分之一。在这些录音中，她的嗓音表现出了很粗糙的音质，看得出这个曾经伟大醒目的女歌手是多么容易受伤。1956年11月10日在她的Carnegie大厅的演唱会上挤满了听众，这对任何艺人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一个在美国那个特殊时期的黑人女歌手来说，就更了不起了。她在CBS的The Sound of Jazz节目中，演唱的“Fine And Mellow”对于她长期以来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的Lester Young是如此的难忘。此时，这两个人的生命都只剩下不到两年了。

在1954和1958年至1959年初，Holiday两次出游欧洲。1959年2月在伦敦，她在BBC的Chelsea at Nine节目中有一次让人难忘的露面，她唱了一些歌，其中包括“奇异果”。1959年3月Holiday为MGM（米高梅）做了她最后的工作室录音（这个录音被收录在Verve的录音收藏集中，合作者包括Ray Ellis和他的乐队，早些时候他也为她的“穿绸缎的女士（Lady in Satin）”专辑录音）。这些最后的工作室录音在她死后以自己的标题发布了专辑，稍后又以“最后的录音”为标题重新发布。1959年5月25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凤凰剧场的慈善演唱会上，她作了她最后的公开露面。按照这次表演的主持人Leonard Feather（一个著名的jazz评论家）和Steve Allen的说法，她只唱完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是“Ain't Nobody's Business If I Do”。

1959年5月31日她因为肝脏和心脏的疾病被送到了纽约的Metropolitan医院。7月12日由于持有毒品，她被判在医院中软禁，尽管有证据表明她的那些毒品可能是被别人栽赃的。Holiday在医院中一直被警察看管，直到1959年7月17日她死于肝硬化，此时她才44岁。在她生命的最后数年中，她一直被卷入财产的骗局中，到她死的时候，她的银行账户中只剩下70每分，而她身边也只余下750美元。

但是她对其他艺人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甚至在她死后，也持续地影响着其他歌手。1972年Diana Ross在一部根据Holiday和William Dufty合作的自传《唱蓝调的女士（Lady Sings the Blues）》改编的电影中扮演了她。尽管好莱坞的这个版本偏离真相很多，它依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并且为Ross小姐赢得了一个最佳女主角的提名。1987年Billie Holiday死后获得了格莱美终生成就奖；1994年美国邮政发行了Bilie Holiday纪念邮票；2000年，她入选摇滚名人堂。这些年来，有很多对Billie Holiday的纪念专辑，其中包括1998年U2的“Angel of Harlem”。

尽管她的独特风格从来没有被人成功复制过，Billie Holiday还是启发了很多的歌手，她一直被认为是jazz风格中最重要的歌手。

Billie Holiday被埋葬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圣雷蒙德公墓（Saint Raymond's Cemetery）。

Billie Holiday(April 7, 1915 – July 17, 1959), born Eleanora Fagan and later called Lady Day, was an American singer known equally for her difficult life and her emotive, poignant singing voice. Holiday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jazz voices of all time.

Contents

• 1 Biography
  • 1.1 Early life
  • 1.2 Early singing career
  • 1.3 The Commodore Years and "Strange Fruit"
  • 1.4 Decca Records and "Lover Man"
  • 1.5 Later life
• 2 Voice
• 3 Music samples
• 4 Discography
  • 4.1 Studio recordings
  • 4.2 Live recordings
• 5 References
• 6 External links

[edit] Biography

[edit] Early life

Holiday had a difficult childhood which greatly affected her life and career. Much of her childhood is clouded by conjecture and legend, some of it propagated by her autobiography, Lady Sings the Blues, published in 1956. This account is known to contain many inaccuracies. Her professional pseudonym was taken from Billie Dove, an actress she admired, and Clarence Holiday, her probable father. At the outset of her career, she spelled her last name "Halliday," presumably to distance herself from her neglectful father, but eventually changed it back to "Holiday."

Holiday's grandfather was one of 17 children of a black Virginia slave and a white Irish plantation owner. Allegedly, her mother was only 13 at the time of Holiday's birth in Philadelphia and had moved there in order to hide her out-of-wedlock pregnancy; the 1900 census lists Holiday's mother's birth year as 1896. Clarence Holiday, 16 years old at the time, was a banjo player who would later play for Fletcher Henderson.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y regarding Holiday's paternity, stemming from a copy of her birth certificate in the Baltimore archives that lists the father as a "Frank DeViese." Some historians consider this an anomaly, probably inserted by a hospital or government worker — see Donald Clarke, Billie Holiday: Wishing on the Moon, ISBN 0-306-81136-7.) In the rare times she did see him, she would shake him down for money by threatening to tell his then-girlfriend that he had a daughter.

She grew up in the poor section of Baltimore, Maryland, near the projects. According to her autobiography, her house was the first on their street to have electricity. Her parents married when she was three, but they soon divorced, leaving her to be raised largely by her mother and other relatives. At the age of 11, she reported that she had been raped. That claim, combined with her frequent truancy, resulted in her being sent to The House of the Good Shepherd, a Catholic reform school, in 1925. It was only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a family friend that she was released two years later.^[1] Scarred by these experiences, Holiday moved to New York with her mother in 1928. In 1929 Holiday's mother discovered a neighbor, Wilbert Rich, in the act of raping her daughter; Rich was sentenced to three months in jail.

[edit] Early singing career

According to Billie Holiday's accounts, she was recruited by a brothel, worked as a prostitute, and was eventually imprisoned for a short time. It was in Harlem in the early 1930s that she started singing for tips in various night clubs. According to legend, penniless and facing eviction, she sang "Body and Soul" in a local club and reduced the audience to tears. She later worked at various clubs for tips, ultimately landing at Pod's and Jerry's, a well known Harlem jazz club. Her early work history is hard to verify, though accounts say she was working at a club named Monette's in 1933 when she was discovered by talent scout John Hammond.^[2]

Hammond managed to get Holiday recording sessions with Benny Goodman and booked her for live performances in various New York clubs. In 1935 her career got a big push when she recorded four sides that became hits, including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and "Miss Brown To You". This landed her a recording contract of her own, and from 1935 to 1942 she laid down masters that would ultimately become an important segment of early American jazz.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her "Columbia period" (after her record company), these recordings — made for subsidiary labels including Okeh, Vocalion, and Brunswick — represent a large portion of her total body of wor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merican music industry was still segregated, and many of the songs Holiday was given to record were intended for the black jukebox audience. She was often not considered for the 'best' songs of the day, which were reserved for white singers. However, Holiday's style and fresh sound soon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musicians across the nation, and her popularity began to climb. Peggy Lee, who began recording with Benny Goodman in the early 1940s, is often said to have emulated Holiday's light, sensual style.

In 1936 she was working with Lester Young, who gave her the now-famous nickname "Lady Day" (Holiday would in turn begin calling Lester Young "Prez"). Holiday joined Count Basie in 1937 and Artie Shaw in 1938. She was one of the first black women to work with a white orchestra, an impressive accomplishment at the time. Billie's Blues, a biography by British jazz historian John Chilton, details this period of her life.

[edit] The Commodore Years and "Strange Fruit"

Holiday was working for Columbia in the late 1930s when she was introduced to a song entitled "Strange Fruit," which began as a poem about the lynching of a black man written by Abel Meeropol, a Jewish schoolteacher from the Bronx. Meeropol used the pseudonym "Lewis Allen" for the work. The poem was set to music and performed at teachers' union meetings, where it was eventually heard by the manager of Cafe Society, an integrated nightclub in Greenwich Village, who introduced it to Holiday. Holiday performed the song at Cafe Society in 1939, a move that by her own admission left her fearful of retaliation. Holiday later said that the imagery in "Strange Fruit" reminded her of her father's death, and that this played a role in her persistence to perform it.

She approached Columbia about recording the song but was refused because of its subject matter. She arranged to record it with a different label, Commodore, Milt Gabler's alternative jazz label in 1939. She recorded two major sessions at Commodore, one in 1939 and one in 1944. Although there were far fewer songs recorded with Commodore, some of her biggest hits were under this label, including "Fine And Mellow", "I Cover The Waterfront" and "Embraceable You". "Strange Fruit" was highly regarded and admired by intellectuals, and is in large part responsible for her widespread popularity. "Strange Fruit's" popularity also prompted Holiday to record the type of songs that would become her signature, namely slow, moving love ballads.

[edit] Decca Records and "Lover Man"

In addition to owning Commodore Records, Milt Gabler was an A&R man for Decca Records, and he signed Holiday to the label in 1944. Her first recording for Decca, "Lover Man," was a song that had been written especially for her by Jimmy Davis, Roger "Ram" Ramirez, and Jimmy Sherman. Although the song's lyrics describe a woman who has never known love ("I long to try something I never had"), its theme — a woman longing for a missing lover — and its refrain, "Lover man, oh, where can you be?", struck a chord in war-time America and the record became one of Holiday's biggest hits.

Holiday continued to record for Decca until 1950, including one session in which she and Louis Armstrong sang several duets. Holiday's Decca recordings offer a sharp contrast to those of her Columbia period. The songs she was able to record at Decca generally were top-quality, and many of her songs were accompanied by orchestras or string sections rather than jazz combos. Some of the songs Holiday recorded for Decca became her signatures ("Don't Explain," "Good Morning Heartache").

[edit] Later life

Her personal life was as turbulent as the songs she sang. Holiday stated that she began using hard drugs in the early 1940s. She married trombonist Jimmy Monroe on August 25, 1941. While still married to Monroe, she took up with trumpeter Joe Guy, her drug dealer, as his common law wife. She finally divorced Monroe in 1947, and also split with Guy. In 1947 she was jailed on drug charges and served eight months at the Alderson 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for Women in West Virginia. Her New York City Cabaret Card was subsequently revoked, which kept her from working in clubs there for the remaining 12 years of her life, except when she played at the Ebony Club in 1948, where she opened under the permission of John Levy.

By the 1950s, Holiday's drug abuse, drinking, and relations with abusive men led to deteriorating health. Her voice coarsened and did not project the vibrance it once did. However, she seemed to stand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struggling artist, and projected a certain bittersweet dignity.

On March 28, 1952, Holiday married Louis McKay, a Mafia "enforcer." McKay, like most of the men in her life, was abusive, but did try to get her off drugs. They were separated at the time of her death. Holiday also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Orson Welles.

Her late recordings on Verve are as well remembered as her Commodore and Decca work. From 1952 to 1959 Holiday released just over 100 new recordings for this label, which constituted about a third of her recorded work. Her voice reveals a rugged timbre on these tracks, reflecting a vulnerability in the once grand and bold diva. On November 10, 1956, she performed before a packed audience at Carnegie Hall, a major accomplishment for any artist, especially a black artist of the segregated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Her performance of "Fine And Mellow" on CBS's The Sound of Jazz program is memorable for her interplay with her long-time friend Lester Young; both were less than two years from death.

Holiday toured Europe in 1954 and again from late 1958 to early 1959. While in London in February 1959, she made a memorable televised appearance on the BBC's Chelsea at Nine, singing, among other songs, "Strange Fruit." Holiday made her final studio recordings (with Ray Ellis and his Orchestra, who had also recorded her Lady in Satin album the previous year — see below) for the MGM label in March 1959 (included in her complete Verve recordings collection). These final studio recordings were released posthumously on a self-titled album, later re-titled and re-released as Last Recordings. She made her final public appearance at a benefit concert at the Phoenix Theater in Greenwich Village, New York City, on May 25, 1959. According to the masters of ceremony at that performance, Leonard Feather (a renowned jazz critic) and Steve Allen, she was only able to make it through two songs, one of which was "Ain't Nobody's Business If I Do."

On May 31, 1959, she was taken to Metropolitan Hospital in New York suffering from liver and heart disease. On July 12, she was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at the hospital for possession, despite evidence suggesting the drugs may have been planted on her. Holiday remained under police guard at the hospital until she died from cirrhosis of the liver on July 17 1959 at the age of 44. In the final years of her life, she had been progressively swindled out of her earnings, and she died with only $0.70 in the bank and $750 on her person.

Her impact on other artists was undeniable, however; even after her death she continues to influence singers. In 1972, Diana Ross portrayed her in a film that was loosely based on Lady Sings the Blues, the autobiography she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Dufty. Although the Hollywood treatment strayed far from the true story, it was a commercial success and earned Ms. Ross an Best Actress nomination. In 1987, Billie Holiday was posthumously awarded the Grammy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in 1994, 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introduced a Billie Holiday postage stamp, and she was inducted into the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in 2000. Over the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recorded tributes to Billie Holiday, including "Angel of Harlem", a 1988 release by the group U2.

Although her unique style has never been successfully duplicated, Billie Holiday inspired many singers and continues to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jazz idiom's most important vocalists.

Billie Holiday is interred in Saint Raymond's Cemetery, Bronx, New York.

[edit]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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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ie Holiday photographed by Carl Van Vechten, 1949

Her distinct delivery made Billie Holiday's performances instantly recognizable throughout her career. Years of abuse eventually altered the texture of her voice and gave it a prepossessing fragility, but the emotion with which she imbued each song remained intact. Her last major recordings, a 1958 album entitled Lady in Satin, features the backing of a 40-piece orchestra conducted and arranged by Ray Ellis, who said of the album in 1997:

I would say that the most emotional moment was her listening to the playback of "I'm a Fool to Want You." There were tears in her eyes...After we finished the album I went into the control room and listened to all the takes. I must admit I was unhappy with her performance, but I was just listening musically instead of emotionally. It wasn't until I heard the final mix a few weeks later that I realized how great her performance really was.

[edit] Music samples

• I'm a Fool to Want You (file info) — play in browser (beta)
  • From the album Lady in Satin, 1958; orchestration by Ray Ellis.
• Problems playing the files? See media help.

More music by Billie Holiday:

• Sophisticated Lady (Duke Ellington)[1]
• Miss Brown to you[2]
• Summertime (George Gershwin, Ira Gershwin) [3]
• Strange Fruit[4]
• I'm Pulling Through[5]
• If I were you[6]
• You go to my head[7]
• Body and Soul[8]
• The Man I Love (George Gershwin, Ira Gershwin)[9]
• Billies Blues[10]

[edit] Discography

Holiday made extensive recordings for four labels:

• Columbia Records (1933-1942, 1958)
• Commodore Records (1939, 1944)
• Decca Records (1944-1950)
• Verve Records (1952-1959)

[edit] Studio recordings

Note: To avoid repetition (and a very long discography) most of Holiday's individual albums are omitted, as almost all the material from these albums is available on the box sets listed below.

Box sets:

• Lady Day: The Complete Billie Holiday on Columbia (1933-1944)
• The Complete Commodore Recordings (1939, 1944)
• The Complete Decca Recordings (1944-1950)
• The Complete Billie Holiday on Verve (1945-1959)

Other studio recordings:

• Lady in Satin (Columbia, 1958)
• New Orleans: Original Motion Picture Soundtrack (1946) (Giants of Jazz, 1983)
• The Sound of Jazz (Columbia, 1958)

[edit] Live recordings

Many live recordings, of varying quality, are also available. A selection are listed below:

• At Monterey 1958 (1958)
• Billie Holiday in Europe 1954-1958 (1954-1958)
• The Complete 1951 Storyville Club Sessions (1951)
• Lady Day: The Storyville Concerts [Vol. 1 and 2] (1951, 1953, 1959)
• A Midsummer Night's Jazz at Stratford '57 (1957)
• Summer of '49 (1948-1949)

The Columbia box set includes live recordings of Holiday's performances with the Count Basie Orchestra (1937) and Benny Goodman (1939), and her performance at the 1944 Esquire Jazz Concert.

The Verve box se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live recordings:

• Jazz at the Philharmonic performances (1945-1947)
• Jazz Club USA (1954)
• 1956 Carnegie Hall concerts, with a narrator reading portions of her autobiography, Lady Sings the Blues
• 1957 Newport Jazz Festival
• Seven Ages of Jazz Festival (1958)

[edit] References

1. ^ Billie Holiday biography at Yahoo.com
2. ^ "Billie Holiday." Black History Month Biographies. 2004. Gale Group Databases. 1 Mar, 2004

• Julia Blackburn, With Billie, ISBN 0-375-40610-7
• John Chilton, Billie's Blues: The Billie Holiday Story 1933-1959, ISBN 0-306-80363-1
• Donald Clarke, Billie Holiday: Wishing on the Moon, ISBN 0-306-81136-7
• Angela Y. Davis, Blues Legacies and Black Feminism: Gertrude "Ma" Rainey, Bessie Smith, and Billie Holiday, ISBN 0-679-77126-3
• Leslie Gourse, The Billie Holiday Companion: Seven Decades of Commentary, ISBN 0-02-864613-4
• Farah Jasmine Griffin, If You Can't Be Free, Be A Mystery: In Search of Billie Holiday, ISBN 0-684-86808-3
• Billie Holiday with William Dufty, Lady Sings the Blues, ISBN 0-14-006762-0
• Chris Ingham, Billie Holiday, ISBN 1-56649-170-3
• Burnett James, Billie Holiday, ISBN 0-946771-05-7
• Jack Millar, Fine and Mellow: A Discography of Billie Holiday, 1994, ISBN 1-899161-00-7
• Stuart Nicholson, Billie Holiday, ISBN 1-55553-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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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ie Holiday

• Official Site
• Unofficial Tribute Site
• The Unofficial Billie Holiday Website
• Billie Holiday's Music - Pure Vintage
• Brief biography at Jazz (PBS)
• Brief biography at American Masters (PBS)
• The African American Registry - Billie Holiday
• Discography of Billie Holiday
• Billie Holiday Timeline
• Billie Holiday's Gravesite
• Billie Holiday’s Small Band Recordings of 1935-1939

方舟子写的《破解爪哇怪病之谜》讲述了“脚气病”（该文没有说明“脚气病”的正式名称）的发现、治疗、破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医学家使用了“归纳”的方法。他们首先根据统计数据发现了糙米可以治疗“脚气病”，然后猜想发病与治疗的原理，先后提出微生物和营养素的两种假说，然后用试验排除错误的假说，找到了正确的原理，并进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文章的后半段分析了孙思邈对“脚气病”的治疗。我以前听说过孙思邈建议用米糠治疗脚气病的传说，但是我并没有像方舟子一样想到，这个传说是杜撰的，是爪哇怪病的本土化故事。这是因为我的生物学常识远不及方舟子，不知道一个人只要饮食品种多样化，即使一直食用精米也不会得脚气病。

“脚气病”被本土化成一个中医故事倒是很容易理解，这种“归纳”方法的使用比较容易被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理解。杨振宁不是说中国传统思维中只有“归纳”没有“演绎”吗。

不过这个故事被本土化之后，也带上了中医或者说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特点，可以和原版故事对照，更仔细的分析一下。

荷兰医生伊科曼发现糙米可以防止“脚气病”最初是从对鸡的饮食的观察开始的，然后是利用饮食被控制的监狱来作严格的试验，并对试验的结果作数学上的统计。

孙思邈版的故事中，这个发现是出自孙思邈对于几个富商的观察（之前已经说过，其实富商是不会得“脚气病”的），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进一步试验，更没有统计数据。

中国古人根本就不懂得如何设计一个可重复的试验，不懂得用统计数据来获得结论，更不懂得双盲这样的试验原理，只有最基本的观察，所以只能得到极粗糙的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中，即使有正确可用的部分，也会被淹没在大量的错误结论中。例如孙思邈对于“脚气病”的治疗，他提出了几十种稀奇古怪的药方，而且其中还并不包括米糠。

当然古人有这样的缺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日，保健品商家在推销自己的商品时，中医卫生在证明中药有效时，依然使用某某人吃了感觉很好这样的路数，这就不再是可以理解的缺憾了。

回到“脚气病”的故事来，这故事后面的部分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更重要的分歧。在“爪哇怪病”中，医学家们在发现了米糠对怪病的治疗作用后，进而试图找出发病和治疗的机理。所以他们先后提出了微生物侵入和营养素缺失两个假说，并且使用逻辑和试验的方法来验证自己的假说，最终排除错误的假说，得到正确的结论。

而在中国本土化的版本中，这个环节是几乎缺失了。孙思邈将其解释为“风毒之气”。但是什么是“风毒之气”，“风毒之气”如何影响人体，如何验证这个说法，就完全没有进一步的探究了。传统思维中似乎只在乎结论，而对支持结论的过程完全不在意。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无法用严格的逻辑来解释自己的结论，大家就自行“参悟”吧，而普罗大众居然就满意这样的浑浑噩噩。

爱因斯坦说过，“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的目标就是追求对世界结构的解释。我相信，在世界的背后有统一的规律，科学家们所作的是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拼装起来，逐渐揭示整个结构。

然而反观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或者作为其代表的中医，显然他们没有揭示这个世界结构的意愿。他们或者将世界结构置之不理，或者大笔一挥，自行涂抹他们想像中的世界。

这种意愿的缺失或许最初来自能力上的欠缺，但是他又从另一方面来遏止了能力的增长，而且当我们通过学习引入科学体系后，在能力增长后，那种混沌世界的意愿或者传统的思维模式依然在发挥效力，阻碍我们科学体系的发展。所以不仅中医依然可以胡说八道，而且风水算命一类的东西也能大有市场。

所以我们今日批判中医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揭露传统思维模式中荒谬的一面，让民众理解科学的思想方法。

 方舟子的新书《批判中医》已经上市了，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在这个帖子（http://blog.sina.com.cn/u/47406879010008uy）中可以看到该书的邮购方法。

 我热爱《爱情是狗娘》和《21克》，对Alejandro导演的最新的这部《通天塔》也非常喜欢。

和类似手法的电影相比，我个人的喜好是《爱情是狗娘》大于《通天塔》大于《撞车》大于《木兰花》。

相对于《爱情是狗娘》和《21克》，《通天塔》要直白一些，主题指向更明确，但是相对而言，让人思考的空间也就小了一些。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想起两篇和这部电影完全无关的文章。

一篇是西西弗所写《沟通的极限》。一篇是我自己写的《地铁里的两个女生》。

此外我不打算谈论这部电影的主题了，倒是更想谈谈公映版《通天塔》的删改。

原在我看原版《通天塔》之前，我听说有人提议公映《通天塔》的时候加上马赛克。我当时有点疑惑胶卷放映有可能加马赛克吗？

后来听说马赛克的方案果然没有能够执行，电影还是采用删减的方式。

我看了原版《通天塔》后想，这电影不能删减，一删减就会大跌水准。

等我看了公映版《通天塔》后，才发现，这个版本不止是删减，而且还有改动。

前两天听说，媒体访问在影院看了《通天塔》出来的观众，80%的观众不觉得这电影受到什么删改的影响。

我觉得这问题和向兔子打听牛肉的滋味差不多。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看过原版《通天塔》，喜欢原版《通天塔》的人，都会为这个删改版而感到愤怒的。

我想要回顾一下这个版本中的删改内容，但是剪刀手的真·无双·乱舞实在太厉害了，我难免挂一漏万，只能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谈一谈了。

千惠子出场第一段，在更衣间中，她的朋友胖女孩问她，你怎么这么大臭脾气。她的另一个带鼻环的朋友在旁边插嘴揶揄了千惠子一下，千惠子回嘴，胖女孩大笑。我想不起来公映版中的这几句对话是怎么说的了，总之是个洁版。而原版中，鼻环女说，她臭脾气是因为没有人和她上床。千惠子说，我这就和你爸上床去，出出气。这是电影中，千惠子的孤独第一次和性联系在一起，但是被篡改了。

接着是在J-Pop里面，千惠子和鼻环女被冷落后，在厕所里，千惠子说，他们把我们当作怪物，然后故事就切到了摩洛哥。实际上，原本中，千惠子脱下了自己的内裤，然后对她的朋友说，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毛怪。然后她们两个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千惠子一直盯着对面的几个男孩看，慢慢地把自己地大腿分开。几个男孩惊骇莫名。对于沟通被切断的千惠子来说，性这种最直接的接触，即是她的途径也是她的武器。

然后，千惠子看牙医。千惠子刚刚伸了一下舌头，医生就把她赶了出去。看来日本的牙医比我们的剪刀手还自重自爱。不过原版中，可没有这么直接，千惠子是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去吻牙医，然后牙医才把她赶走的。

在墨西哥的婚礼上，新郎的表弟当起了孩子王，带着孩子们捉鸡。他对孩子们说，我要一个人帮忙，美国小孩Mike应声而出。公映版到此嘎然而止，故事转向另外一侧。那么Mike到底帮了什么忙呢？实际上，墨西哥小伙子让Mike抱着一只鸡，接着把另外一只鸡放进了鸡笼里，然后转身从Mike手里接回了鸡。他提着鸡，手快速地转动了几圈，向上一提，鸡脖子就断了。没了头的鸡落在地上仿佛还跑了几步，一群墨西哥小孩追了上去。两个美国小孩吓坏了。

千惠子回到家中，等待她的朋友鼻环女来接她出门。两个人出门前，公映版剪掉了一段。原版中，千惠子问鼻环女，你穿内裤了吗。两个人都撩了撩自己的裙子。这可能是最隐蔽的一处删减，但是没有了这一处，观众就不会明白，千惠子后来和那些男孩见面是在一种什么状态。

在和男孩们见面的时候，电影有了最匪夷所思的一处删减。几个女孩轮流喝了几口威士忌，然后就high了。这是什么威士忌啊？让我想起《当哈利遇到萨利》中，让美格瑞安高潮的那份食品，人人都想来一份。原版中的威士忌没有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威力，实际上，他们吃了类似于摇头丸的软毒品。但是我很不明白，剪刀手门剪掉软毒品是想保护谁，同期上映的《门徒》中，可是有大段大段的硬毒品啊。

然后在迪厅中，哦，这里并没有删减，不过有一个很小很小的bug，以后看《通天塔》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里的音效交替出现，展示千惠子的世界，效非常震撼人心。实际上，这是电影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在这里所有千惠子的主观镜头都是没有声音的，而千惠子面部特写镜头都配有迪厅背景音乐。在第一次出现鼻环女接吻的镜头后，原版的时间大约是73分钟处，这里有大约几秒左右的镜头，是千惠子的面部特写，同时抹去了声音。这应该是一处错误。

然后等千惠子在房间中接待刑警，刑警正要离开，千惠子挽留他在待一会儿。这里剪刀手们开始乱舞了。刑警看到一直白猫慢慢走过去，下一个镜头就是千惠子裸体站在刑警面前。继神奇威士忌后，公映版《通天塔》再次上演白猫大变美少女的超现实主义。原版中再次扫兴地去掉了这个神奇的魔幻一刻。

不，我不应该用调侃的语气讲这一段。在这一段中，女演员菊池凛子的表演非常动人，直接撼动人的心灵。千惠子的孤独、苦闷、痛苦、恐惧、羞耻、坚持、倔强、勇敢等等复杂的情绪在她身上一起迸发出来。我相信这一段戏是她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重要原因。

此后，在美国边境，墨西哥老人和美国小孩陷入困境。公映版两人的对话中，老人说，他们以为我们做了坏事。小孩说，不是这样，你不是坏人。老人很感动说，对，我不是坏人，我只是做了错事。实际上，小孩的那句英语发音标准，语法简单，他清清楚楚地说“you are bad”。

这是最让我愤怒地一处修改。剪刀手们在想什么？把孩子当作天使是很危险的，这是《木兰花》中的台词。而实际上，现实世界的阴影一早就蒙上了他们的心灵。《通天塔》做了很好的示例，但是被剪刀手们篡改了。我倒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权力篡改别人的作品，不仅是删减，而且是把内容改到与原作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故事回到日本，剪刀手蓄足了气槽，再次开始真·无双·乱舞。千惠子写了纸条，递给刑警。这本来是一段很平缓的镜头，但是由于千惠子没有穿衣服，而剪刀手一定要把电影剪成三点不露。所以平缓的镜头被剪成了凌乱的快切。完全打乱了影片本身的节奏。

然后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当千惠子的父亲回到家中，走上阳台见到千惠子的时候。剪刀手在这里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标准不仅是三点不露，而且背面的裸露也是不能接受的。

其实我承认，《通天塔》的确不适宜少儿观看。但是本来这样深邃的主题就不是少儿能够理解的。所以还是电影分级的问题。关于电影分级，这里有篇参考文章，老头更有力量。

另外，《通天塔》是个很好的说明裸露与淫秽的区别的例子。我们剪刀手的乱舞恰恰表明了他们心中的龌龊。

剪刀乱舞也有一点好处。把这个公映版和原本对比着看，更能理解导演的功力所在。例如，千惠子裸体的那一段，之前的节奏非常缓慢，然后千惠子把节奏陡然加快，以痛哭结束，接着就是摩洛哥的警方与父子对抗的枪支场面，以痛哭画面开始，到二儿子自首，节奏再次变慢。再切换到墨西哥婚礼后曲终人散的场面，又慢节奏开始。可以看到导演对节奏变化的把握非常精准。而公映版却把这个节奏给破坏掉了。

IMDB得分7.7（29281人投票），我打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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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路过一个很简陋的书报摊，就搭在一架三轮车上。在那个书报摊上，我看到了这则征友。

“男，25岁，河北，大本学历，软硬件开发，精通金融泡沫经济，孤单的我等待你的出现，愿你的出现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增添一道美丽的色彩。”

三轮车旁蹲着一个小伙子，精瘦，胡子稀疏。是这书报摊的主人，不知道是否是这征友的主人。

我走过了以后又倒了回去，问那小伙子，我可以拍照吗。那位同学只是扬了扬下巴，说，拍呗。

我想，在公众环境下工作就是好啊，还能在工作的同时征友。我如果在程序的注释中，也写几条征友信息，能有谁看到呢？

要不我也写一个，委托这位同学摆在他征友的旁边？

可是写点什么呢？男，32岁，四川，硕士学历，只懂软件，硬件不会，完全不懂金融泡沫经济？似乎少了点竞争力。

才想起来，这金融泡沫经济是个什么东东呢？该不会是实践出真知的那种知识吧。还有“软硬件开发”也让我想起当年街头上精装网络的IT民工照片。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的官方主页上称，这是一部“相声式电影”。

按我的理解，一般说一部电影象“小品”或者“相声”，都不是好话。而是说这电影在技术上太差，不能调动合适的电影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这电影的官方主页上这句话到底是夸她呢还是贬她呢，这话的人懂不懂什么是“相声式电影”呢，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想起冯巩以前拍的《没事偷着乐》也是天津方言讲天津故事，那电影拍得真不错，冯巩演戏还算有点本事。 而国际上演而优则导的大牌还真有几个很不错的，也许冯巩导演电影也行呢。所以我去看了这电影。

看完以后，我觉得那句“相声式电影”说得还真对，

随便找个小电视台拉个班子，捡个相声段子，配上画面，也不会比这电影差多少。

这部电影毫无电影语言可眼。故事是东一段西一段，直接凑在一起。几个演员是憋足了劲，一站稳了就开始讲段子（荤段子还不少），也不管跟情节人物有多大关系。镜头机位一律摆在两个演员前方，对着两个说相声的，动也不懂，纯粹是相声节目转播。

但是这也就罢了，如果有个好故事，加上几段能把人逗乐的笑话，那么也值了。

可问题是，这电影的相声活脱脱是个二十年前的相声。

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纺织厂里。电影中所有的事情，选段长啦，换工作啦，发奖状了，全是纺织厂里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所有的人还全都乐此不疲。所有的人物，不是厂里的员工就是员工的家属。

这个厂如果真的是存在于现在，那就一定是建在荒岛上，完全和社会没有一点关系。

这帮子人成天想的就是酱豆腐避孕套，什么下岗啦、房价啦、商品经济啦、和谐社会啦，和他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群人集体装傻。

对比一下冯巩之前主演的《没事偷着乐》对低层人民的关注，《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完全是在回避现实，粉饰太平。冯巩拍的这部电影缺乏基本的社会良知。

好吧，再降低要求，连社会良知也不提了，单看情节和人物设置。

这部电影可以当作人物脸谱化的教科书。不仅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而且好干部爸爸的儿子在学校也是干部，坏干部爸爸的侄儿乱搞男女关系，坏干部爸爸的儿子是学校的小霸王。

整个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套东西。

再看电影里的那点事，别拿自己不当干部，一方面是责任，而另一方面，他还真不把自己当成普通人了，他还真以为这世上有群众和干部两种人，干部中又有好干部和坏干部的细分。真没有见过这么愚蠢的自以为是。

电影批判的那点事情，谈恋爱后和人分手，女孩子要自杀，干部就要去告男孩子的状。我就搞不明白了，这算是什么罪过？二十年前这个也不算是作风问题吧？有纺织女工要调去别的部门做行政工作，女工的干部说人家能力差，不放人。用人单位自己要用什么人跟原单位有什么关系？利用手中权力限制人员流动这又算是什么道理？

算了，不说了，总之是一部愚蠢到不可思议的电影。

其实关于这个纺织厂内部的权力责任利益问题，还有一些额外可以讨论的话题。不过和这个电影其实并没有关系。我以后另写一个帖子来谈这事吧。

IMDB上没有得分，我打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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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标题中有“my aunt”的字样，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叛逆少年去上海见他格格不入的姨妈。我想多数人看到这里都会象象我一样，在心中勾勒这样一个框架，姨妈和侄儿都有性格缺点，两个人冲突几次，磨合几次，矛盾消除了，一老一少从此过上幸福生活。老俗套主旋律一个，上海家庭版《我俩儿》。

其实许鞍华并非没有拍过这样的电影，《上海假期》就有点这个意思。如果真的拍成这样，这就成了许鞍华三流作品。

然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并非这样，她的情节直转而下，迅速地把人物带入不如意地现实生活，进而直指人性中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许鞍华最好的作品大概属于《投奔怒海》《女人四十》《男人四十》这几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女人四十》，因为这片子的观赏性最强。我觉得《男人四十》要更好一些，但是或许珠玉在前，而故事又比较正经，《男人四十》并不太受人注目。

然而无论《女人四十》还是《男人四十》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一些喜剧的桥段，虽然整体而言气质是哀伤的；他们都表现了一类人面临的生活困境，但是又并不局限于个体或者群体的体验，而将思索延展到更深层的人性层面上。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也是如此。

尽管电影中有些喜剧情节，例如姨妈去游泳的段落。然而将这个故事串连起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活打击。而与《四十》不同的是，电影的结局，姨妈彻底地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跌入了她生命的最低谷。

姨妈的悲剧似乎是环境造成的。姨妈处处彰显着她与时代的格格不入，她的英式英语，她的霸王别姬，都已经无人喝彩，只能让她孤芳自赏，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

她最初把邻居称为瘪三，虽然透着小市民气，但那是可以被原谅的恶，和她后来对形势变化的无力感对比，更彰显她为现实环境所逼迫，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意味。

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么姨妈将会变成一个完全的悲情草根英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了电影主题。这就成了许鞍华的二流作品。

但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还并不至于此。她要无情得多。她不仅揭示以姨妈为代表的老年人与现实的冲突，她更揭示了姨妈自己人性中的矛盾之处，从而把整个影片的视角从老年人群体放大到了更广阔的人性层面。

电影的过程中，就已经多次暗示了姨妈性格中的弱点。不只是她的小市民习气。还有她和潘知常的关系。他们两个只能互相欣赏，却无法相互信任。而这源于姨妈封闭的心。而肥猫飞飞之死，更明确地指向了生命中无法挽回的错误和那些错误所造成的伤痕。这些都是姨妈内在的部分，和现实环境其实并没有关系。

但是在电影的大部分过程中，姨妈内在这条线索都远远弱于残酷现实的这个线索。当四川女子杀死自己患病儿子的时候，现实的残酷性已经被推到了最顶峰。姨妈和每个旁观者都在自问，生命中重重苦难的意义何在？放弃理想是否会更好？

这之后，女儿刘大凡的来访是神来之笔。许鞍华在这里挥动利刃，迅速精准地切开了多年来的层层掩饰。现实的磨难突然被转回了对自己心灵的拷问。所谓的现实是什么？所谓的理想又是什么？现在的清高是什么？当年的背叛又是什么？

面具之后，一切的磨难都是来自人心。电影的结局似乎表示所有的理想全都被抹去了，剩下的只是在现实中苟活。

但其实也未必真的那么悲观。那轮温润如水的巨大月亮究竟代表了什么？这么近，那么远。就算无法触到，却也能轻轻抚摸每一个人伤痕累累的心灵。

许鞍华拍《男人四十》时，电影语言就比《女人四十》时要成熟了很多。《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在这方面的质量也很不错。有好些镜头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例如姨妈和宽宽走过菜市场的那一段。

电影的配乐是久石让做的。整个音乐如苦茶入口，百转千折，只让人想为之一哭。音乐非常精彩，和电影的内涵也很配，但是和电影的外壳相比，却太直白了一点，在很多时候有煽情的嫌疑。如果能用更平易的音乐，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单拿出来听，还是很出色的。

许鞍华有几分点播演员的能力，虽然《半生缘》中的黎明和《玉观音》中的两个主角都让人很不满意（这两部电影在许鞍华的作品中也只能算是三流），但是《男人四十》中的张学友和梅艳芳可被调教得真好，完全是脱胎换骨。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第一个出场演员小孩宽宽的表现平平，女主角斯琴高娃还算不错，但不算突出，似乎还有点撑不起姨妈这么复杂的角色。周润发的表演也不算突破。倒是赵薇演得真不错。她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这一部分挑起了整部戏的核心，就是我说的神来之笔。她这个角色也很讨巧，有发挥的空间，又对电影很重要，非常适合用来争夺最佳女配角一类的奖项。

IMDB得分6.7（82人投票），我打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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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黑泽明已经五年没有拍片了，五年前的《德苏乌扎拉》普遍评论不佳，又因为《虎虎虎》和电影公司闹得很不愉快，没有电影公司愿意投钱给他拍摄新片。黑泽明正处在他人生中的最低潮。

这时候，他遇到了来日访问的科波拉。对于科波拉来说，黑泽明是偶像级的人物。所以他又拉了他的好友，另一个黑泽明粉丝乔治卢卡斯来和黑泽明见面。

此时的科波拉刚刚拍完《现代启示录》，之前还有《教父》《教父II》和《窃听大阴谋》。乔治卢卡斯拍完了《星战：新希望》，《星战：帝国反击》也正要上映。这正是这两个人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他们崇拜的大师却走到了穷途末路。

于是他们决定帮助自己的前辈，帮他筹款拍摄新片，他们作新片的监制，由Fox向东宝投资拍摄。

然后，黑泽明就拍出了他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影子武士》。一部伟大的电影，即使在黑泽明本人的作品中，也算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在《影子武士》中，可以看到自《七武士》（整个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延续而来的品质。

黑泽明始终强调，好的电影必须首先是有趣的，易懂的。《七武士》是这样，《影子武士》也是。电影故事精彩，很吸引人，让人欲罢不能，只能一口气看完。而且他用来抓人的，不只是跌宕起伏的情节，更重要的是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冲突，人物命运的波折变化。在人物性格与命运的突现上，《影子武士》比群戏的《七武士》做得要更好。

黑泽明是画面的大师，是节奏的大师。《影子武士》中，镜头的运用已经炉火纯青，无可挑剔。

然而更重要的是，黑泽明在电影中所表达的思想。伟大的电影常常有不同的解读角度，不同的人可以在同一部电影中读到不同的东西。《七武士》和《影子武士》都可以从个体到政治的作出不同的解读。

影子武士本来只是一个没有教养的窃贼，被判了死刑。因为容貌酷似枭雄武田信玄，被武田收作贴身。武田意外身亡后，众家臣为了维持巨大的帝国，隐瞒了领主的死讯，用影子武士替代武田信玄，瞒天过海。巨大的帝国和军队就如同一个机器，已经没有了人操控，却还能如常运行。

影子武士本来只是一个无赖小偷，但是被精心打扮以后，装腔作势也能震慑群臣。只有未成年的孙子和骠悍的战马才能识破他的身份。

满朝之中的能人异士都不如一个小孩和一匹畜生吗？影子武士虽然容貌酷似武田，行动上也处处小心，但也不是没有破绽。只是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就代表了无上的权力，掌握座下众人的生杀大权。众臣连正眼看他都不敢，又怎么敢怀疑他。所以，权力才是最好的掩饰道具。

影子武士虽然貌似掌握大权，其实却只是虚张声势。不仅最内层的家臣知道事件的真相，他身边的侍卫和小厮也清楚他的底细。实际上影子武士只是按照身边的侍卫小厮的交待行事。

于是整个庞大帝国唯影子武士马首是瞻，而影子武士却听侍卫小厮安排一举一动。这是对巨大官僚组织的权力结构的绝妙讽刺。整个帝国就靠这样一个虚伪的假象维持她的强大。而傀儡一旦被揭穿，整个帝国也就随之崩溃。虚伪，彻底的虚伪。

然而《影子武士》并非单纯地嘲笑权力的虚伪，电影更多地是展示权力对人的异化。小厮们最初对影子武士颇不恭敬，可是影子武士一摆出不怒自威的神情，所有的小厮们全都正襟危坐了。

这种恭敬态度与其说是出于对影子武士的敬畏，不如说是对整个组织架构的敬畏。这种敬畏使得他们把组织的稳固看得远高于自我个体。所以红甲侍卫明知道影子武士是假的，明明一边对影子武士低声呵斥，一边擅自向军队传达命令，但是一出现危险，他还是立刻档在了影子武士之前，因为组织的存在远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这种权力或者说组织对个体的异化在影子武士自身上是最典型的。他本来是个自由自在的小贼，行为举止不拘小节，打算捞一票就走的。可是他却莫名其妙地服从了这个集体组织，自愿地留了下来，不苟言笑，装腔作势，忍受变成他人模样，迷失自我的精神折磨。

这种自虐式的行为没有任何好处，实际上到最后，他很可能还会被杀掉灭口。可是他却为了维持整个虚幻的帝国而坚持了下来。并且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如鱼得水。最后他的身份被拆穿而赶出城堡的时候，他反而不能适应自己本来的身份了。

这个人已经完全被组织给异化了，他的个性，他的生命目的被完全地抹去。最后他甚至单枪匹马地冲向帝国的敌人。他的生命已经和帝国融为一体，都如同水中的大旗一样，无可奈何地随波而去。然而黑泽明不动声色地指出，那个他拼命维护地帝国其实只是一个一戳就会崩溃的幻影。

似乎这种为了集体而放弃自我在东亚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今日还有很多人以为舍弃个体利益换取集体利益是一种正确而光荣的道路。很多地方还能看到在这样妖魔化的思想指导下的非人性行为，例如比赛中安排让球，或者例如某军事狂人号称牺牲半个中国打核战争的提法。

黑泽明的《影子武士》提醒我们，维护的帝国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抹杀的人性却是不能弥补的伤害。

另外，和《七武士》不同的，作为黑泽明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影子武士》的色彩非常大胆而富有冲击力，但又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这样的色彩和他作品中经典的镜头运用，平实的故事叙述方法，感觉上颇有不同，然而巨大的冲击力是相同的。之后的《乱》《梦》等片，在用色上也有类同之处。

IMDB得分7.9（5886人投票），我打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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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春节都没有买碟，JS那里给我留了不少。另外春节之后，奥斯卡提名获奖影片就开始逐渐出现在碟市上了。有些电影的最佳版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而有的电影也就这样了。

今日购碟包括：

FH：

我爱巴黎（Paris Je T'aime，一共20个导演，18个小故事，讲述巴黎，据说不错。）

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通天塔（Babel，金球奖大赢家，奥斯卡大输家。这个导演的前两部电影《爱情是狗娘》《21克》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

无间行者（The Departed，奥斯卡大赢家。）

魔术争锋（The Prestige。）

时尚女魔头（The Devil Wears Prada，象我这样一个在这电影之前完全不知道Prada的人，对这电影其实兴趣并不大，不过似乎很多人都说这电影不错。）

其他的就是简9了：

红菱艳（The Red Shoes，CC版，友情提示一句，这个是经典电影，常被译为《红舞鞋》，而并非另外一套也很有名的《红鞋日记》。）

半个尼尔森（Half Nelson，据说不错。）

科学睡眠（The Science of Sleep，Michel Gondry编剧导演，就是《无暇心灵的永恒阳光》的编剧导演。）

女王（The Queen，最佳女主角。）

绝代艳后（Marie Antoinette，最佳服装设计。）

缅甸的竖琴（市川昆导演。）

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农历的元月十五，元霄节，也是北京可以燃放烟花的最后一天。

整个城市默契地把最后的流光溢彩投放到空气中。

我回到家的时候，院子中的烟花燃得正紧。等我把行李收拾妥当，外面的动静也没有削弱。

对面楼下有一束升起的烟花正好在我的窗前绽开。

小时候，总是抬头去看天上的烟花，现在却是平视了。

岩井俊二早期有部电影叫《烟花（从正面或从侧面看）》，奥菜惠主演。当时她还有点婴儿肥，只能算是个美女胚子。

《烟花》中有五个少年和一个少女，他们争论如果从侧面去看烟花，烟花是圆的还是平的。其实就是关于烟花在空中炸开后是一个球还是一个饼的问题。这群少年相约去灯塔看烟花。这一路基本上就是《情书》版的《梦旅人》。最后当他们到达灯塔的时候，烟花却已经放完了。

今晚，我站在窗口，看对面的烟花，想这是替那些少年看他们错过的烟花了。

从侧面看，烟花也是圆的。我确定。

1，整个过程中规中矩，有人说平淡，我觉得没有发生《四千金的情人》挤掉《霸王别姬》这样的冷门，就算不错。只是《巴别塔》太可惜了。

2，今年是最佳外语片奖50周年，所以有一个最佳外语片的致敬短片。配乐是《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我当时觉得能看到这样的致敬短片已经满足了。

3，第二次响起《天堂电影院》主题曲的时候，是莫里康尼的终身成就奖，我最爱的配乐大师。还有《The Good, The Bad, The Ugly》、《Mission》，《Untouchable》，以及一部我似乎没有看过的电影。然而大师的伟大作品远不只这些。今年有张新的唱片叫《我们都爱莫里康尼》，应该弄来听听。这是整个典礼中，我最喜欢的一个颁奖。

4，没想到典礼上还第三次响起了《天堂电影院》，是向去年去世的电影人致敬的段落，为了我们永远的电影放映员。

5，老马上台领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典礼中的致敬太多了。老马当然名至实归，就算这两个奖有终身成就的意味，然而抛开老马的身份不看，《无间行者》也不比其他候选者差。《无间行者》的确比不上《愤怒的公牛》，可是不能因为当年《愤怒的公牛》没有得奖，就再也不让老马得奖了吧，如果全拿《愤怒的公牛》作标准，那么干脆别搞什么奥斯卡奖了。

6，典礼中间的广告不错，很多都是用电影作噱头。其间有Vista的“Wow”广告系列，创意不错，但是和电影的关系不大。看到iPhone的“Hello”时，我觉得好痛心，真希望那个是我们公司的广告啊。初次登上恐龙岛的考古学家对着雷龙说“Wow”，这该多棒啊。

7，我用TVU Player看的直播，效果不错，推荐一下。

成都附近有一个以种花而闻名的三圣乡，近年来撺掇了五个景点，如东篱菊园、幸福梅林什么的。其他几个景点我都没有去过，就只有梅林去过两次，因为我回家过年的时候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

对于以幸福命名的地方，我总是很敬佩她们的勇气。例如北京的幸福大厦，我觉得就远比理想大厦的口气大了许多，虽然我知道那“幸福”两个字是来自附近的幸福村。

幸福梅林又能如何幸福呢？吃吃喝喝，梅花是麻将桌旁的点缀，就是所谓的农家乐了。也有人挑了担子穿梭期间，贩卖凉面或者豆花。

还有人提了两根细铁棍，用手指一搓，发出叮噹噹的声音，这是“向阳取耳”的传统招揽生意法门。

我虽然生长在成都，却从未享受过这买卖。过去总被教导这东西不干净还危险。我想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概应该可以试试这类少儿不易的东西了吧，就伸手招来一个试了试。

被人提了耳廓，用小勺、镊子在耳洞里作打捞作业，自己是象被点了穴一样除了眼珠以为全身上下一动也不能动，大气也不敢出一口，百感交集全在耳朵上，这感觉如何，还是需要自己试试才知道。

梅林里有不少卖风筝的。这地方有大片的空地，没有来往车流，没有电线杆子，正好适合放风筝。这城市里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我小时候，城里还没有什么高楼，遇上合适的天气，大街小巷都是可以放风筝的。

风筝多是自己糊的，用几根竹片扎起来，贴上纸，系上线，就可以在巷子里拖着跑了。那时在巷子里放风筝最大的危险是路两边的大树和电线。

风向一变，一个控制不当，风筝线绕上了电线，半空中的风筝就落了下来，挂在电线杆上。旁边的人就说，要吃风筝肉了。果然过了几日再来看，那风筝就只剩下竹片扎成的骨架，风筝肉被电线杆吃得一点不剩了，再假以时日，连骨架也没有了。

我见过挂在蛛网上的蜻蜓，蜻蜓肉会被蜘蛛吃掉，可是那风筝肉是如何被电线杆一点一点吃掉的呢？这事费解中透着惶恐。幸福在空中飘飘荡荡，突然厄运临头，落了下来，然后就只能等着命中注定的凋零。整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一点也不了解。